很多人认为这个量化宽松是会导致通胀的，但是如果美联储注资三万亿，那它需要从市场取走3万亿的资产，所以有一定的内在的平衡。
近年来，各主要央企及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节节攀升，但在国家信用背书的情况下，它们的融资成本远不能反映出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这一方面，中国政府仍有相当多的功课，但进度并不乐观。
后两者则借助"稳增长"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视财务约束、无限制地吸纳市场上的资金，并使得深化改革流落于空谈。早在今年年中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SED）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便表示，感觉中国的最高层领导对改革有紧迫感，认为利率市场化在两年内可以实现。以此推论，当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财务软约束企业，对于社会融资而言仍然是一项降成本的工作。李剑阁在分析当前利率改革环境时指出，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储蓄率世界最高，资本供应充足，贷款利率本不应该高企。 拖沓已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何时能够最终完成，各方观点不一。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动手，切断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背书，但要取得成效仍需一定时间。在人口老龄化压力下，留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并不多。其机构和渠道的密度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关于第二个概念，显然是一种社会性和政策性要求，是一种感情。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信息体系，减少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欺诈和交易不公。然而在中国乃至美国等近二十多年的金融创新，源于创新主体（投行等）制造信息不对称套利机会的动力，人为虚化和隐饰可能产生的风险。问题是民营银行既有概念之辩又有条件之辩，充满种种误区。
在2009-2013年间，由于央行一度以控制CPI作为重点目标，而又未针对CPI上涨压力的构成作科学分析，把CPI上升简单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试图通过控制广义货币投放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当时的CPI上升主要是外源型、成本推动型的价格反映，并不是货币过多所致。银行所要求的信息对称、抵质押充足，对弱势群体的贷款条件是无法满足的。
总体上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第二，实体经济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应略高于货币资本的成本，从而使货币作为投融资的媒介作用得以正确发挥。今略举几条，请读者评点。此外，信托作为规避银行、证券监管的另一投资渠道，在通道类业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监管套利的主要杠杆。
人为地提振房地产信心，只能延缓衰退到来的时间，但必然以加剧经济结构矛盾和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其二，创造一种信托项目机制，并具有特殊法人地位，建立资产信托计划，将项目包装成特殊公司，项目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运行，享受项目公司免税等政策，以解决所有者和投资者重复征税问题，可将项目在金融市场上得以最便利实现。说是机制问题，首先当是银行授信的机制与三农及小微企业的需求不接轨。在中国，选择什么投融资方式，常常不是来源于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偏好以及自身获取信息的差异，而是来源于监管政策的差别。
一般认为，对一次性投入、分年度回收的资金运动适合作中长期贷款，以现金流评估作为第一还款来源、以抵质押作为第二还款来源。如果政府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优惠贷款作为政策目标，则应通过政策手段建立起金融机构服务于弱势群体的鼓励机制。
基本前提是货币市场上主体行为的市场化、交易规则的法制化、信息的充分透明化，但这些正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障碍。这样，金融机构产品体系的安排不是来源于主体自主选择的偏好，而是从属于监管的安排。
人为制造货币稀缺性的结果是货币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现在所谓民营银行职业经理人和股东又混到一块去了。作为闲置资产，失去货币作为流动性的应有活力，基本退出流通，以适应主权国家的信用调节的工具，被动接受其使用范围，自由的货币就变成不自由的价值符号。国有矿山、土地的转让，公司重组上市，股份投入与股份交易，依托产品的所谓劣后分配等等，通过大量创新工具无本套利、空手套白狼。第二、第三方面，作了很多形式上的创新，并未有实质性进步。我们有全球较低的实体经济资金投资回报率，但却拥有较高的货币成本。
第二，堵前门、开后门，人为制造信贷的紧缺，驱高整个经济资金交易成本，从而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或民间高利贷大开方便之门。这就会扭曲资产市场的价格关系，提高所有经济活动的财务成本。
在保证各自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三农金融服务，服务成本高（点多、面广、分散、小规模）、风险大（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需要高利率来补偿。
而25年左右房屋寿命的房地产大拆大建，近30%的房屋空置，各级政府和机关的大量无效益的形象建设，绝对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魔咒。信用合作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从一人一票、自我服务、股东即客户，民主管理和非盈利性等特征开始，随着金融体系的进步，这种原始信用合作方式就显得越来越不足，包括缺乏专业化的信贷风险管理、缺乏客户的信用，难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调剂金融余缺，无法对接大市场和对冲大风险，相当多的地方演变成民间集资行为。
当资产交易所需的货币资产不足时，当人们在各种因素下引起流动性偏好增加时，货币作为资产的稀缺性增加，引起货币资产的价格升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中，对各类产品的选择，不应有监管套利的存在。当某一主权国家拥有足够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限制持有主权国货币的交易和投资用途时，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合理配置和使用以分散非系统风险，就相当于选择了配合该主权国家量化宽松的蓄水池作用，承担大多主权国家货币贬值的代价，而该主权国家国内货币的赎买力并不受影响。以监管套利作为金融交易者的利益来源。
现有扎根在乡村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机制一变，天地就宽了。在任何主权国家，当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无法解套时，量化宽松则是最直接可行、短期成本最小的选择。
最后的共识是，走国际通行的打造现代社区银行的道路。这样民营银行占全国银行业半壁江山，何来国有垄断银行之说法？如果民营银行是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银行，那么，在现代银行制度所要求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情况下，追求所谓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不是有悖于现代银行的本质要求吗？如果把民营理解为非国有企业管理，概念也是不妥的。
形成事实上的共谋机制，导致国有财富和纳税人利益的重大流失。货币不应成为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而应成为润滑剂。
因为金融机构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来自于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本质需要。信托的上述特点也创造了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通过信息的内部人控制，获取资产收益在合法合规的名义下、在市场选择的外衣下，内部人瓜分资产收益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市场时最大的腐败滋生地。而金融市场上所要求的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托机制，在中国发挥得是不很理想的。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投资和投机使大量房地产囤积闲置，形成空间资源和其它能源、原材料的巨大浪费，加剧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形成最大的浪费。
如果把民营银行理解为非国有企业服务的银行，也不足以区分于服务三农、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信用社等银行机构。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显然是拓展普惠制金融的事半功倍之举。
在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上，必须有效地扼制房地产（特别是住房）投资和投机的需求。可是资源、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房地产的过度成长必然是资源的枯竭、是环境生态的破坏。
金融创新的误区 当今世界，金融创新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依托技术创新特别是IT技术创新推进金融的网络化、自助化、电子化。结果是通过操控的市场使资产价格趋高、价格扭曲，内部关系人或权利人获取大量资产增值收益的状况。